编著：宋宣
我的父亲宋文光烈士，1927年3月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共合作期间,参加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团学习，后编入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1928年由淞浦特委领导在青浦搞农民运动；1929年—1937年在小学任教，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9年由党组织派在“忠救军”尤国桢部任政训员。1941年由党组织派出潜入伪军工作, 准备抓住时机策动起义，是该武装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1942年1月在无锡前洲被日寇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1981年12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加革命矢志不渝
我家祖藉是江苏无锡县北乡长安桥大宋巷人，1905年父亲出身在一个自耕农家庭，他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小学毕业后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南通英化职业学校，半工半读，维持上学。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波及到南通，父亲就和工友一起到街头、到农村宣传反帝知识并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南通英化职业学校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我父亲曾领导学生反对美国教员侮辱中国学生的罢课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来我父亲在学校里又组织反基督教学生大同盟并散发宣传品，抵制做礼拜、抵制上圣经课，被美国人勒令他退学(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拿到毕业文凭了)，但他在学校领导的斗争是有影响的，后来学生逐渐觉悟纷纷转学，迫使该校于1926年停办。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把原来在广东黄浦陆军军官学校中的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都搬到武昌。并于1927年1月12日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我父亲于1927年初到武昌进入学兵团，接受革命的军政训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由蒋介石挂名，学校实际由任教务长的共产党人恽代英掌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军事学校。父亲在学校有幸聆听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课程；还有周恩来讲的中国最近社会运动、李立三的国际职工运动和邓演达的国民革命军历史及战史等课程，更增强了父亲革命的信念。
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鄂西军阀夏斗寅受蒋唆使也叛变进攻武汉，并乘虚攻入到离武昌只有二十里的纸坊，在这样危急的关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立即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反击夏贼。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把叛军击溃，我父亲在战斗中因表现勇敢而受到表扬。
部队于六6月回到武汉，汪精卫开始反共，并亲自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作反共报告，学生中受他的影响有些人动摇了，走了一半人，留下来的两千多人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后与武汉总政治部组织的教导营合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任团长。部队几经曲折，最后奉命转向广东进入广州停留整训。我父亲因一路表现良好，于1927年双十节前后被吸收为共青团团员。
1927年12月11日，我党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父亲受命领导一支工人赤卫队作战，在起义前他已成为共产党员。工人赤卫队的任务是配合教导团主力，在长堤一带进攻中央银行驻军。反动驻军凭借银行坚固建筑顽抗，还在楼顶用机抢封锁扫射，致使起义军腹背受击，而父亲率领的赤卫队仅有步枪，火力不强，攻击一昼夜未能击溃敌军，伤亡十分惨重。后来父亲率数十人奉命冲出街垒，当时父亲手上已受弹伤，仍冒着敌人机枪的前后扫射率领赤卫队冲向中央银行附近房屋，最后绕道用火攻才逼使敌军溃散，占领了中央银行。
广州起义失败后，反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追捕屠杀，父亲由一个工人掩护，过了半月才从汕头乘轮船到了上海。
1928年初，父亲回到家乡无锡，在市区委工作。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策划秋收起义，不幸于5、6月间身份暴露，只能撤到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到青浦在陈云同志领导的凇浦特委工作。因父亲枪法精准，且左、右手都会开枪，随即担任军事训练技术工作。农民革命军在淞浦特委领导下，几次进攻反动警察所和保安团，缴获敌人枪枝弹药，击毙反动地主，江浙两省反动派惊恐万分，急忙调动反动军队围攻。1928年冬，在枫泾一次袭击反动保安队的战斗中，父亲右腿中弹，骨折受伤，由组织上联系，掩护在英租界同德医院治疗，两个月后父亲才伤愈出院。
1929年初，父亲回无锡家乡后在锡北继续搞农民运动。1930年上半年参加邓演达领导的“黄浦革命同学会”从事反蒋活动。1931年暑假他又到上海参加“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办的夏令讲习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回无锡后又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取得公开职业——长安桥小学校长，他利用身份掩护，不仅解决进步青年的工作，更组织“民众反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活动，并与教员中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秘密斗争。
母亲章冠贞的回忆
1935年秋天，母亲章冠贞刚从常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来到常州北门外的潘墅初级小学任教，认识了父亲。母亲从许多平常的小事中，感到这位教师与一般教师不同：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勤奋好学。半年后，1936年春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家庭组织在当时地下党县委所在地——无锡张村。
结婚后我母亲曾对父亲的生活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当时经常有“朋友”来看望父亲，有时匆匆数语；有时父亲与朋友到里屋玩纸牌，而叫我母亲坐在外屋做些针线活，不要让生人进屋；有时父亲又同朋友出去，深夜才归。
1937年夏天，我出生了。每天一早父亲总是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朗朗读书。父亲喜欢读古诗并能背诵许多古诗，对岳飞的《满江红》尤为喜爱，认为岳飞一腔忠诚报效国家，难能可贵。傍晚父亲常到学生家去串门，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并反馈学生在校的表现，所以他与学生家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母亲回忆说:1938年，我父母前往大马巷小学任教，小学就坐落在大路口，是八士桥至张泾桥的必经之路。晚饭后父亲总是去朱若愚同志(烈士)家，有时深夜才回学校。当时一听说日寇要路过大马巷，大家就象躲瘟神一样各处躲避，有一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父亲和母亲抱着我走了几个小时，转来转去找不到人家躲避，只好坐在被露水打湿的田埂上直到天明。回校后我因为夜里着凉发高烧，我父亲感慨地对母亲说:“这就是亡国奴的悲苦生活，但这不会长久，中华一定会奋起”，他不断开导母亲:“光埋头教书还不够，光读书救不了四万万同胞，要关心国家大事，要不做亡国奴就要抗日……”。
1939年春，父亲受党组织委派，到“忠救军”十支队三大队尤国桢部任政治训导员。与在“忠救军”内的地下党朱若愚等配合，策划把九中队拉到梅村，与新四军合作抗日。1939年6月9日， 尤国桢烈士遭反动头子董惠民暗杀牺牲。第二天朱若愚和我父亲等就策划带九中队200余名部队到梅村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1940年12月31日，朱若愚同志又遭反动派杀害。父亲悉知后极为悲痛，但大马巷反动头子董惠民、董盘根当时又派人盯父亲的梢，父亲在家日夜不安，后来终于设法摆脱了“尾巴”，连夜步行急奔我外婆家—-常州西门外厚圩镇，后又赶到常州。由于赶路疲累，几天后患阑尾炎被送到常州医院救治。由于当时医疗技术落后，视割阑尾会有生命危险的大手术。当母亲得信后急急赶到医院时，签字动手术时，情况已非常危急。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敌我斗争形势紧张，父亲只能先在外婆家休养。当母亲要回大马巷小学时，父亲告诉我母亲:“大马巷小学灶房的屋檐上藏有几本书，嘱母亲拿下来设法埋了。”据母亲回忆被埋的书籍中有一本厚书《资本论》。
1941年初，我弟弟宋太伟降生了。本来我父母已接受了学校的聘书继续在小学任教。但有一天一位姓梅的先生前来找我父亲后，父亲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到无锡前洲高祖羔的自卫团任职，并要我母亲放弃教学作家庭妇女并一起搬到前洲去，说是这样“方便些”。当时我母亲感到十分奇怪，好端端的校长不做，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却跑到自卫团部队去冒风险？我父亲耐心解释说这是为了抗日，为了不使我们的儿女这一辈不再过亡国奴的悲惨生活。此事也已有革命前辈陈枕白同志亲笔证实:“高祖羔部队系地方武装，不属国民党‘忠救军’系统，县委派宋文光同志去任参谋，是由当时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梅光迪出面派进去的”。
父母结婚数年一直和睦相处，但到了前洲，由于母亲当时不明真相，一方面不满意父亲的工作，另一方面母亲不愿过寄生生活，吵着仍要回学校教书，因而相互间有些争吵，我母亲一吵，父亲就搪塞，有时说：“你不了解我”。记得有一次，相互吵得很凶，母亲抱着孩子要走，此时父亲也发火了，他说我母亲不明世故，并脱口问我母亲:“你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句话把我母亲问住了，母亲一直都不曾想到父亲原来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革命献出生命
1941年2月，父亲受党组织委派到无锡前洲伪军高祖羔部做争取工作，在此期间，父亲以政训主任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璜马区长陆富泉同志接头，向组织提供无锡、江阴、常州地区敌伪兵力情报。
据当年被解救的陈枫 (真名顾群、 时任璜马区区委书记)同志回忆: “1941年4月，有一晚船过西阳桥，他遇上高部下的伪军陈小平设卡抢劫，不幸被俘。我父亲得到消息后即通过高祖羔，要陈小平把陈枫同志押送高团部审问。陈枫被关押在高祖羔自卫团团部时，父亲利用在伪团部秘书的身份，晚上找他出来秘密谈话。过了几天，陈枫由我方代表秘密领回。这件事宋文光同志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年任璜马区长的陆富泉同志1979年在苏州地区党委组织部工作，从他回忆当年对敌斗争时，多次讲到:“那时宋文光同志在营救陈枫同志时，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宋能在虎口救出区委书记，这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随着“江抗”队伍不断发展装大，“江抗”迫切要选用一批有指挥经验的人带兵，大约1942年初在“江抗”工作的同志向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五纵队叶飞司令员建议，可写信请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有军事素养，左、右手会开枪，又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文光同志来协助带兵，但此信在传递中出错，信件被日寇截获，叛徒供出父亲。
1942年初(农历十二月二十日)，日伪调动三个县的兵力，分水陆两路半夜包围前洲，枪声响了半夜，当晚我父亲住在家里，一早得到消息，日寇已包围高祖羔部队，父亲很不安，本可以去林庄，那里三面是河，又有芦苇可以藏身，容易脱身。但他担心部队里的兄弟，走了不多一会又折回来，对母亲说:“我还是要去部队，不去不放心”。临走前嘱我母亲把伪自卫团军装埋在院子里的灰堆里。父亲去高部队后装作灶房伙夫，在日寇查问宋文光时，日寇派去高祖羔部时任团副的姓魏的副官，第一个就向日寇告密父亲身份，父亲当即被捕。
当母亲得知父亲被关在前洲祠堂里后,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拉着五岁的我，前往探望。但日寇不准母亲进去，只说孩子可以, 当时天下着雨，还夹着雪花，母亲做了父亲最爱吃的团子，还有一双棉鞋，着我送去。我按母亲的叮嘱，爬到父亲耳边低声说：“妈妈说棉鞋里有封信”，父亲则交给我一张钞票，嘱咐回家交给妈妈。原来上面写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了我的头，遗志有人继”。字迹是那么熟悉，那笔划是那么有力，母亲伤心欲绝，整夜哭泣。
后来父亲被押到无锡七尺场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被日寇军犬咬得体无完肤,但他决不向敌人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英勇气概，不久便被日寇秘密处死。后来传闻父亲等六人被日寇枪杀于无锡惠山脚下，我母亲听说后悲痛不已，想借些钱去收埋遗体，可我爷爷不同意，爷爷宋凤山对我母亲说: “新娘子，你阿晓得文光干的是国家大事啊？”
牺牲四十年后烈士才认定
1979年9月14日，陈枕白同志向无锡县民政局亲笔记述当年的情况：1942年春季，锡、澄、虞地区中共中心县委领导该地区的反清乡斗争，这时敌伪对此地区时常进行“清剿”、“扫荡”，这一反清乡斗争中，牺牲了县、区级很多干部，宋文光同志是其中之一，后反清乡斗争告一段落，中心县委同志钱敏、包厚昌等撒往苏北，无锡县委与锡澄工委同志也撒离原地，不久锡澄工委书记陈凤威同志牺牲，这样宋文光同志的牺牲，锡澄工委便无人跟进了。
经历了七年艰苦岁月的磨难，1949年4月终于迎来了无锡解放。土改时，时任大宋巷土改工作队的盛云海同志提出:宋文光早年参加革命，对党的事业有过贡献，可以评为烈士。但由于父亲堂弟宋教，土改时是大宋巷自然村农会主任，他当时年纪还小，并不知道我父亲是党员，更不了解父亲是党组织派去高祖羔部队做争取工作的,他自己也不作调查，就武断地说:“宋文光参加高祖羔土匪部队，不可以评烈士”。就是这个宋教叔，以自己的想当然，轻率的否定了我父亲为革命献身的经历，把父亲评定烈士的事错过了。可见在斗争年代从事敌工工作是多么艰辛，一方面要在敌人内部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一方面严守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还要蒙受不明真相人的误解甚至敌视。这样错过后，一拖就拖了长达三十二年，在随后极左的年代我和我们的家庭也为此遭受了许多磨难。
1979年11月6日，退休在家的宋教回答无锡县委调查人员的问题时才说：“我是不知道宋文光是共产党员，因为当时还小，只知道他是教师。我亲眼目睹的事情，只是他从广州回来后，他组织了一批人，把附近庙里的泥菩萨推倒、敲掉。创办‘民众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织农民学习，并建立夜校。又买回了蚕新品种，发展了当地养蚕业。我所晓得的就是这些。”
历史是公正的，在父亲牺牲四十年后，无锡县委、县政府前后历时近两年，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多方调查、核实，终于弄清了父亲十五年的革命历史，于1981年12月26日，江苏省苏州地区行政公署苏地行民(1981)第136号文：追认宋文光同志为革命烈士。墓碑安放在无锡斗山烈士陵园。
近年来斗山烈士陵园已扩建成锡北革命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着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年代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291位烈士，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动人故事至今在群众中仍广泛流传。陵园旁还建立了锡北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锡北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和革命文物供人瞻仰，并成为锡北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抚今追昔，是为了启迪后人，想想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感慨万千，人们要铭记：我们的国家今天有如此辉煌的雄姿展现在世界舞台，国民的生活质量逐年提高，其中凝结着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献身的求索和心愿，实来之不易啊!
编者注：
作者宋宣，高级工程师，民主同盟会顺德委员会盟员，原在陕西多年从事技术工作，千人国企厂长，多次获省市科技成果奖。1990年到顺德，先后任某知名企业顾问、企业领导等，曾获顺德科技成果奖，为顺德企业发展做出一定贡献。现定居顺德。本文根据2010年作者在无锡市档案局查找到的，1979-1981年间，北京、上海、南京和无锡县共十六位老党员、老同志回忆其父革命斗争经历的文字资料，及其母的回忆材料整理而成。
2024/01/01